??????? 為助力此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描繪了古代絲綢之路全貌的30米巨幅絹本青綠山水地圖手卷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于5月13日起亮相于新保利大廈一層大堂。此地圖一經(jīng)展出，便引起巨大轟動。

　　《收藏》雜志早在2013年4月刊（總第259期）便發(fā)表趙榆先生撰寫的《明帛上的“絲綢之路”——中國古代文物的重大新發(fā)現(xiàn)〈蒙古山水地圖手卷〉》一文，報道了這幅巨制不為人知的故事，感人至深?，F(xiàn)將文章重作編輯，以饗讀者。

明 《絲綢之路大地圖》 手卷 設色絹本

2011年10月15日意大利羅馬國家博物館曾舉辦“絲綢之路”展覽，在一個長30多米的巨型展柜中展出的長30.12米、高0.59米的《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引起巨大的轟動。因為這件《蒙古山水地圖》手卷是中國古代文物的新發(fā)現(xiàn)，原圖為明代中葉皇家宮廷繪制，地域范圍從明朝的邊關嘉峪關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寫有211個明代地名，涉及歐、亞、非三大洲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包括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堪稱“中世紀世界地圖”，反映了絲綢之路的最后輝煌，為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們祖先為世界文明做出的貢獻。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以及游客被中國人早在16世紀就已掌握的世界領先的地理知識和測繪水平所折服，也為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工作精神和科學態(tài)度所感動，無不為之嘖嘖稱贊。來自意大利米蘭以及法國、德國等國的文博界同行紛紛表達了邀請展覽的意向。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巨資購入

　　聽到《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在意大利羅馬國家博物館展覽成功的消息，我驀然想起11年前此地圖從日本征集回國的情況。

　　2002年，著名收藏家易蘇昊、樊則春兩位先生去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征集文物。藤井善助其人早年游學中國上海等地，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后因從事貿(mào)易致富，躋身于日本關西財閥，在漢學家指導下大肆收集中國文物，從商周青銅器到宋元明清書畫無所不包，遂于1926年10月在京都市左京區(qū)建立藤井有鄰館。現(xiàn)在回流中國大陸的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手卷、閻立本的《孔子弟子像》手卷、米芾的《研山銘》手卷、西周青銅器三牛尊、清乾隆“八征之寶說”玉屏風等，皆出自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所藏。

　　易蘇昊、樊則春此次京都之行，在藤井有鄰館發(fā)現(xiàn)一件沒有畫家年款的所謂“清代青綠山水畫手卷”。此圖作小青綠，用礦物質石青、石綠作為主色繪制。尤其開頭嘉峪關部分，山石間略勾皴，用筆細勁而塊面分明，并以清淡的石青和淺淺的赭石色加以渲染。樹葉的勾、點、染疏散，敷色也清淡。作品構圖采用平遠法，重山連綿，錯落有致，山間雄關蕭寺。從繪畫風格上看，明顯地透露出明代中葉吳門畫派仇英的風格。為此，他們花巨資以“青綠山水手卷”的名義，購得這一《蒙古山水地圖》手卷。

　　▌研究八載還地圖應有價值

　　易蘇昊、樊則春回國后邀請有關專家鑒定。時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的傅熹年先生（現(xiàn)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仔細觀看了全圖，認為手卷從繪畫風格上看絕非清代之物，至少是明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從手卷內容來看，全卷繪制了200多個地名，很可能是一幅古代地圖，建議再請歷史地理專家作進一步鑒定。當時文物界熟知的歷史地理專家譚其驤先生已經(jīng)逝世，易蘇昊先生因企業(yè)工作繁忙而無暇顧及，決定與國家文物局聯(lián)系，希望以原價交給國家文物局，然后國家文物局調撥給新疆博物館，由新疆博物館去研究該圖。新疆文物局局長岳峰是我的學生，當時正在北京中央文化部帶職學習，聽到這個事情非常高興，主動與國家文物局流散文物處某處長聯(lián)系落實此事，但是此處長述而不做，硬是把此事拖黃了事。

　　正在“青綠山水手卷”鑒定、研究工作陷入停頓迷茫之際，受托尋訪相關專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先生突然打電話給易蘇昊，告知北京大學考古系年輕有為的林梅村教授愿意觀看手卷，考慮承擔這項研究。2004年1月，在王世民先生的引薦下，易蘇昊與林梅村二位會面，林梅村先生欣然接受了易蘇昊的委托。

魏正中、林梅村、易蘇昊三位先生（從左至右）在意大利羅馬國家博物館相關宣傳牌前留念

林梅村教授，師從季羨林、宿白、馬雍、蔣忠新等著名學者，早年任職于中國文物研究所，對于古代西域很有研究，1994年起在北大考古系（現(xiàn)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主講絲綢之路考古。林梅村進行《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的鑒別與研究，得到宿白先生的充分肯定和一定的具體指導，鼓勵他盡快拿出研究成果。經(jīng)過前后歷時長達8年時間的潛心研究（2004年2月完成初稿，2011年2月15日定稿、交付出版），查找了幾百種中文、日文、西文參考文獻；結合幫助中央電視臺攝制《1405——鄭和下西洋》，結合參加中國國家博物館蒙古高原考古隊等工作，實地考察了東南亞、中東、土耳其等國的鄭和史跡，以及蒙古國匈奴、突厥、蒙古汗國遺址和文物；察訪了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故宮博物院，以及中國香港、日本東京、意大利羅馬等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拜訪了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屈志仁教授、中央美術學院(微博)尹吉南教授、上海博物館單國霖研究員等專家學者；誠邀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上海圖書館許全勝先生、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吳平先生、臺北故宮博物院盧雪女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任超先生、魏正中先生等的幫助，得到馬健、蓧原典生、盛潔、李高峰、沈勰等北大博士生、碩士生和留學生的協(xié)助查找資料……披沙揀金，撰著成《蒙古山水地圖》一書，又承香港大學教授饒宗頤先生題寫書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還了此《蒙古山水地圖》應有的歷史價值。

　　▌煌煌巨作震撼寰宇

　　我有幸認真地閱讀了《蒙古山水地圖》一書，被林梅村先生嚴謹治學的精神所感動，也被我們祖先在明代所掌握的世界領先的地理知識所震撼。

　　《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縑帛設色，為中國傳統(tǒng)手卷式地圖，據(jù)推斷繪制于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間（1524~1539年）。原圖應長40米，范圍從嘉峪關到魯迷（時為奧斯曼帝國首都，今土耳其西境伊斯坦布爾城），堪稱明代絲綢之路地圖。此圖有兩個明代刻本：一個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馬理等人纂修的《陜西通志》；另一個是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西域略圖》，收入明代無名氏《陜西四鎮(zhèn)圖說》，《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為《西域土地人物圖》等各種版本的母本。后來此圖流傳于民間，被人剪裁掉四分之一，現(xiàn)圖為30.12米，范圍從嘉峪關到天方（今烏沙地阿拉伯的麥加），涵蓋211個明代地名。地名有方塊漢字，但大多數(shù)為突厥、蒙古、波斯、栗特、阿拉伯、希臘、亞美尼亞語地名。圖上題簽雖被撕掉，但圖背面有尚友堂題簽“蒙古山水地圖”。尚友堂為明清著名書坊，曾因刊刻明代小說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聞名于世。所謂“蒙古”實乃稱雄歐亞大陸的蒙古四大汗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金帳汗國）的后續(xù)王朝。如果說《鄭和航海圖》（即《武備志·航海圖》）是明朝與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實寫照，那么《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則全面反映了明朝與西方的陸路交通，兩者充分展示了明代中葉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知識。

　　《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從一件不為世人所知的普通“青綠山水手卷”，塵封幾百年后，經(jīng)過林梅村先生歷經(jīng)8年的披沙剖璞，彰顯出重要的文物價值。其間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發(fā)現(xiàn)了此圖的宮中彩繪抄本，這個抄本為明代兵部或禮部用圖，證明《蒙古山水地圖》原本為嘉靖皇帝用圖。這是21世紀中國古代文物的重大新發(fā)現(xiàn)，被專家稱為唯一能與現(xiàn)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中世紀世界地圖《伽泰羅尼地圖集》（1375年）、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圖》（1390年）、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朝鮮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年）、威尼斯馬爾西亞那國家圖書館藏《毛羅世界地圖》（1459年）世界四大地圖相媲美的地圖，讓人無比興奮！《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的問世，必將推動絲綢之路歷史、考古、語言和地理研究的深入，為當今中國學術乃至世界學術開辟一個新的學術天地。

手卷局部“嘉峪關”為地圖開頭部分，畫工極精

“戎地面”應指埃及古港口貝勒尼斯

??????? 像林梅村先生這樣的文博界專家，他們?yōu)槲牟┦聵I(yè)的發(fā)展默默無聞地奉獻，用淵博的學識在文物藝術品市場上為國家搶救出眾多的國寶。諸如，1992年上海博物館館長、著名青銅器專家馬承源先生從香港購回“晉侯穌鐘”等重要西周有銘文銅器。1993年著名陶瓷鑒定專家耿寶昌、馮先銘兩先生從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以120萬港元購回大明成化青花庭院文物蓋罐，此種蓋罐現(xiàn)在世界僅存4件：2件在美國博物館，無蓋；1件在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為殘件無蓋；保存完整又帶蓋的僅此1件。1995年著名書畫鑒定專家徐邦達先生力主從北京翰海拍賣公司以1980萬元購買的北宋張先《十詠圖》手卷。2002年啟功先生力主從中貿(mào)圣佳拍賣公司以2999萬元購藏米芾《研山銘》手卷。2003年著名書畫鑒定家、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蕭燕翼先生力主從中國嘉德拍賣公司以2200萬元購藏隋賢書《出師頌》手卷。上海博物館汪慶正副館長把關，上博以500萬美金購買“翁氏藏書”和《淳化閣帖》。2009年傅熹年、章津才兩先生幫助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把一件被定為“蘇州片”的書畫糾正為宋人《瑞迎圖》手卷，搶救了一件國家博物館一級文物等等，不勝枚舉。因此，文博界的專家和領導要深入社會、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充分發(fā)揮文博界的優(yōu)勢，為文物保護事業(yè)做出新的貢獻。